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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载:女实习生指控主持人朱军性骚扰(更新)

【财新网】(记者 苑苏文 实习记者 覃建行)这是一个普通的下午,化妆间的门虚掩着,门外熙熙攘攘,21岁的女实习生弦子独自面对央视主持人朱军,打算为纪录片作业做一个采访。女孩毫无戒备,朱军却提出要帮她安排学业和工作,很快他的嘴唇贴了上来,双手隔着女孩的衣服“试图猥亵”。ME TOO运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掀起热潮,7月26日,一篇讲述弦子四年前被朱军性骚扰的文章流传网络。弦子本人和事后参与处置的老师、同学、律师向财新记者证实了此事。

7月27日,弦子接受财新记者采访表示,事发第二天就报警,但立案未果。如今曝光此事,是希望敲响警钟,“当强者再去欺负弱者的时候,会顾虑到弱者可能会报警或者曝光。”财新记者多次拨打朱军的电话,截至发稿未获回应。

弦子回忆,事发于2014年五六月间,当时她在北京一所艺术类高校读大三。在电视编导课老师的安排下,弦子和同学前往央视《艺术人生》节目组实习,朱军为该节目主要主持人。由于拍摄实习纪录片需要采访栏目组工作人员,因此在一期节目录制前,弦子单独留在化妆室试图采访朱军,此时朱军却聊起“让你留在电视台”以及可以帮她打招呼读研的内容。弦子称自己“毫无附和”,但“他越说越兴奋,隔着衣服试图猥亵,丝毫不顾及我的阻拦”,随后由于嘉宾进入化妆间,她才得以脱身。

“之前我只知道朱军是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。”弦子说,此事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,她开始刻意回避同血亲以外的年长男性交流,对年轻男性的要求也降低了。“后来我慢慢意识到,在生活中普遍存在被我们忽视,或者习以为常的一种暴力,就是性暴力。”弦子认为,自己遭遇的是用权力去实施的一种性暴力。

回想起当时的感受,弦子说,“他(朱军)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性骚扰我。”她进一步表示,一些“强者”可能很善于用权力或者好处去换取年轻女孩肉体上的便宜,并且成功。在这过程中,双方很少意识到这有什么问题。

尽管当时弦子立刻意识到了对方的侵犯并加以反抗,但事后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报警,“我不知道这种比较轻微的程度是否留下了证据,另外我之前从没接触过警察”。与此同时,身边大多数人也没有想到报警。弦子说,事发之初曾给姑姑打电话倾诉,姑姑建议她赶紧回学校,“不要声张”。第二天,弦子给一位信赖的老师打了电话。

陈诗婷是弦子的专业课老师。她告诉财新记者,事发当晚,她看到弦子在朋友圈发了一条“恶心、恐惧”的信息,下面有不少同学都在留言劝她。“她写的很隐晦,还以为她失恋了,就给她留言了。”第二天,她接到了弦子的电话。

陈诗婷说,“起初我有所顾虑,怕对弦子产生二次伤害,但在咨询了律师朋友的意见后,决定陪同弦子去报警。”

“老师当时好像哭了,她说感同身受,然后就建议我去报警。老师还说,朱军的那些行为表明他很可能是个惯犯,如果不报警的话,可能还有别的女生遇到这种事。”弦子称,老师的一番话令她下定了决心,最终在老师、室友和一位律师陪同下,她走进了央视大楼旁的羊坊店派出所。

弦子最终没有收到报警回执,但陪伴她的多人都证实了前往派出所的经过。弦子回忆,她在派出所做了笔录,警察去央视提取了化妆室外走廊的监控录像,通过录像可以清晰地看到,弦子走出化妆室后低着头在抹嘴,这与她在笔录中提到的被强吻的细节相吻合。警察还在她的衣服和头发上提取了DNA、抽了血。陈诗婷回忆,与警方交流的过程中,一个细节令她印象深刻——一位年轻的男警官把她叫到了消防通道里,对她说:“特别感谢你来报案,这事发生了不止一件,我希望你们坚持下去。”

不过,此次报案最后无疾而终。弦子称,第二次去往派出所时,案子已转由两位中年警官负责。两人对她进行了“规劝”。同时,她远在武汉的父母也得知了此事,并心急如焚。弦子说,这些压力令她对立案与惩罚朱军的诉求变得消极。“此后警方再也没有通知我调查进展,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在程序上是否算立案了。”弦子说。

“只要报案就有案底,哪怕没有我们想要的结果,最起码会产生震慑。”陈诗婷说,这也是律师的意见。“我觉得最起码是猥亵,而不是含糊的性骚扰这么简单,或者说是性侵未遂,这是特别恶劣的。”她说,如果司法机关认定朱军违法,他就得接受惩罚,“至少应该对当事人道歉”。

陈诗婷同时表示,能够理解弦子因为担心父母而放弃维权。“那个时候她特别小,才二十出头,能去报警就很勇敢了,她现在还能站出来,比以前更成熟、更勇敢了。”

弦子说,事发至今她与朱军再没有联系,自然也没有收到任何道歉。令她更加伤心的是,报警后,介绍她和同学去央视实习的电视编导课老师立刻找到她,这位老师同时在央视任职。在确认弦子不曾受到“实质性”伤害后,这位老师劝说弦子不要坚持报警。财新未能与这位编导课老师取得联系。但弦子的同班同学阿桑在7月27日公开发文称,事发后,由于弦子很快不再与上述编导课老师联系,于是对方找到他,请他帮忙劝慰弦子“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”。

7月27日,阿桑向财新记者证实,他所写的文章内容属实。他是弦子的同班同学,也一起实习,事发时他在央视《艺术人生》录制演播室和化妆间之间的廊道休息,弦子走出化妆间后,第一个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。

陈诗婷说,她能理解这位同事的做法,“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”。她认为,高校的师生关系“本身就不对等”,“老师掌握了打分的权利,所以很多时候学生面对老师的不当行为,必须要做一个退让”。

陈诗婷同时认为,这种处理方式忽视了受害人的心理创伤。“很多人以为,只不过就是摸了一下,没什么大不了的,但其实无论是猥亵、性侵还是强奸,亦或是其他程度的性骚扰,对内心的伤害都是很大的,我特别支持ME TOO运动,中国对性骚扰的防范和处理机制太弱了,在互联网时代,人们的维权意识,包括女性平权的意识已经提高了很多。”

“其实这就是一种凌辱。”弦子说,事情已经过去四年多,她本以为自己可以忘掉这件事,但越想越严重。“有人可能认为我矫情,或者小题大做,但这种强者欺负弱者,或者说职场与高校的性暴力是非常普遍的,世界上任何因为人们的漠视而发生的悲剧,都是不对的。”

事发后陪同弦子去报案的张方律师说,现代女性为寻求独立,进入职场,作为社会中的人,遭遇到性侵害的几率加大。中国在立法层面,从宪法、民法、刑法,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基本是完善的,但在司法层面,法律的实际效果受到伦理观念、社会环境等制约。

弦子坦言,她并不希望用充满不确定性的舆论去惩罚加害者,仍然寄望于法律给她一个“明确的答案”。“我很希望朱军受到惩罚,但那个惩罚最好是有据可依的,虽然这个依据可能现在找不到,但我希望未来会有人给我这样一个依据。”

财新记者多次致电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,询问是否在2014年受理过弦子的报案。对方工作人员称“不接受咨询”,需要报案人或直系亲属拿户口本和当时的报警回执前去查询,或联系当时办案警官。■

文中弦子、陈诗婷、阿桑、张方均为化名,财新实习记者张榕潇、王瑞琪,记者沈凡对本文亦有贡献